人口专家翟振武反驳“中国生育率已经是全球最低”的观点
写在前面:
12月4日,国内多家媒体援引俄罗斯卫星网11月28日报道称:“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而这个数据比必要的人口更替生育率低两倍。这意味着中国生育水平是全球最低。”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真是全国最低吗?我前段时间曾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对此进行辟谣。
下为正文:
近日,有媒体根据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数据报道称,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仅为1.047,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
上述报道称,2015年,约567万名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接受了调查,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55%。这些育龄女性去年共生育了175309个孩子,其中9.3万个一孩,6.97万个,三孩以上为1.25万人。按照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最终计算出2015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
该新闻甚至令不少人口学者表示意外。有人口学者称,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周群峰采访时,直言中国生育水平已经是全球最低的结论未免太危言耸听。过去十几年来无论是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还是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直接汇总调查数据得到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偏低,这是人口学界共知的常识。 1.05的生育率水平正是根据201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直接汇总得到的数据,未经过任何调整和修正,显然也是偏低的。调查数据的某些项目存在较大偏差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国各省GDP的累加量大大高于实际全国GDP的总量。
翟振武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人数,可以推算出2012年至2014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54和1.59,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1655万出生人数推算,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1.54。这几年总和生育率基本波动在1.5~1.6之间。
中国总和生育率1.8左右较合适
周群峰:您怎么看待1.047这个生育率,是否感到有些意外?
翟振武:我对这个数字不感到意外,因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直接汇总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偏低很多,过去十几年,以这种方式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1~1.2左右,数据的可靠性很低。今年略降一点,为1.05,对这样一个可靠性很低的数据来说,发生波动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国家统计局每年都有一次千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每隔5年有一次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每隔10年有一次人口普查。调查数据项目中有的质量较高,有的质量较低,漏报率、错报率和重报率情况也各不相同,但是国家统计局都不对数据进行任何调整和修正,而是直接公布原始汇总数据,供大家研究参考。
所谓2015年1.05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字就是有人根据直接公布的原始汇总数据,没有考虑漏报、错报和重报等情况直接计算出来的。按照这样计算出来的1.05的总和生育率,2015年全国的出生人口大约只有1100多万,而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两者相差甚远。可见不考虑漏报、错报和重报等数据质量问题计算出来的1.05的总和生育率是严重偏低的。
周群峰:出生人口数字为什么难以统计?
翟振武:在人口学上,无论哪个国家,出生的人数在统计上历来准确度就不高,也不好统计。在中国更有特殊的情况:一是因为人口流动规模大,更难以准确调查到0岁的孩子数量;二是很多计划外出生或超生的孩子被人为地漏报和瞒报。所以在多数的人口调查当中,包括人口普查,出生孩子数是最不容易调查准确的项目之一。如果调查到的出生孩子数严重偏低,根据出生孩子数所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也自然会严重偏低。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公布的全国出生人数时,是全面考虑了漏报、瞒报和重报等多种数据质量因素,所以它与直接调查汇总得到的出生人数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出生人数应该更贴近实际情况,更加可靠。
周群峰:如果根据该年鉴中的人口抽样调查难以推算出一个相对可信的总和生育率。那么能不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总人数,来推算出总和生育率?
翟振武:当然是可以的。公布了出生人数就相当于公布了总和生育率。因为总和生育率是根据出生人数和育龄妇女人数计算的,每年的育龄妇女人数在统计数据中都有,只要获得当年的出生人数就很容易计算当年的总和生育率。
以2015年为例,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出生人数是1655万,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66亿,按照分年龄生育模式推算,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4。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历年的出生人数推算过去各个年度的总和生育率,过去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体维持在1.5~1.6左右。
在知道育龄妇女人数的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之间存在确切的对应关系,如果总和生育率真的是1.05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出生人数只能是1100多万,而实际的情况是2015年中国出生了1650多万人。
周群峰:1.5-1.6这样的总和生育率对中国来说合适吗?
翟振武:1.5-1.6相当于欧洲平均水平。在几年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从综合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维持在1.8左右比较合适,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意识到1.6的生育水平相对于1.8而言偏低了,所以国家才调整生育政策,比如通过放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使全国平均的生育水平维持在1.8左右。
通过出生人口数量逆推总和生育率更准确
周群峰:如果说抽样调查中出生人口数量精准度不高的话,那么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的1655万出生人口是否也缺少可信度呢?
翟振武: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1600多万的的出生人口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可以从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数量和全国户籍登记系统中的低年龄组人口数据中的得到印证,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目前,我国住院分娩率已经达到99%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孕妇都在医院分娩。从2012年到2015年,每年的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每年全国出生的婴儿至少都超过1600万。。
根据户籍登记系统的信息,2015年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说明过去几年每年的出生人数都一定在1600万以上。所以,通过可信度比较高的出生人口数量(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出生人数或是住院分娩量)来推算总和生育率会更加准确和科学。
周群峰:上述报道曾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人口学者介绍,日本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多年徘徊在1.06左右,一孩生育率徘徊在0.61左右。中国目前的一孩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东京,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警惕。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翟振武:中国的生育水平有多高有多低都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如果说北京市的生育率和东京市差不多,可能还有人相信。但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生育水平比东京市的生育水平还低,恐怕就太罔顾事实了。。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发展水平(包括社会保障)、工业化程度、城市化程度、教育水平、预期寿命等密切相关。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都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都比较高。日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社会保障程度、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教育程度等都远高于目前的中国。日本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4,中国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例,社会保障、养老制度还很不完善,工业化水平和教育水平还不是很高,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低,很难让人信服。如果进一步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日本的东京市总和生育率还低,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
全面二孩政策明年下半年会显现
周群峰:有舆论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但中国低生育率的现实并未逆转。您怎么看该政策与低生育率的关系?
翟振武: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政策。当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两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去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到允许普遍二孩政策,然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直到今年1月1日才正式施行。
假如,一个女性在今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的当日就怀孕,那么经过十个月,现在孩子也就是刚出生。按照规律,在夫妻自然生活状态下(不使用避孕药具,夫妻共同生活,没有出差分离等情况),每个月的受孕概率大约为0.12至0.15。也就是说,平均需要6~8个月能够受孕,然后再怀胎10个月才能将孩子生下来,从决定怀孕到孩子出生加起来大概需要16~18个月的时间。所以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效应要在2017年后半年才能比较明显地显现出来。
现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还不到一年,所以还无法准确评估该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
2016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中,更多的是“单独”二孩政策效果的显现,只有很少一部分与全面二孩政策有关。
周群峰:您预计2016年出生人口是否会高于2015年?
翟振武:去年新生儿人口之所以少,也与羊年有关,很多人受生肖年份偏好的影响,刻意避开羊年生育会推迟到今年生育。另外,“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在今年会体现出来,所以我们预计今年出生人口会比去年提高。
从一些局部的现象也能观察到这种趋势。以北京为例,我们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至今年6月份,建立 卡的孕妇人数逐月上升,现在每个月建卡人数已经达到3万。预计2016年全年北京出生人数会超过30万。而2015年,北京全市出生人口仅为20万,也就是说,2016年北京的出生人口比去年或有10万的增量。
如何改善这种低生育率的状况?
周群峰:低生育率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翟振武:在我们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如果生育率持续偏低的话,我们未来有一段时间劳动力数量就会相应减少,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像沿海地区的玩具、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劳动力供应减少,就会让这类产业难以为继。这会倒逼这些产业转变增长方式,在技术上升级换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否则企业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伤害。
但是,受到资金、时间、技术条件等因素,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有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及时调整生育政策,让劳动力下人口降的速度变得缓慢,为经济转型赢得更多时间。
不过,要说明的是,总和生育率变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规律。欧美等发达国家大约一百年前也是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受教育水平提高、死亡率下降等因素变化,现在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水平了,比如欧洲平均为1.6,英国、法国等约为1.9,意大利现在大约1.3。在亚洲发达国家现在生育率也不高,比如日本为1.4、韩国为1.2、新加坡为1.3左右。
周群峰:我们应该出台哪些配套措施,来改善这种低生育率的状况?
翟振武:依靠政策调整,可以抑制或刺激生育率。所以,应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鼓励育龄妇女按照政策生育。
比如,原来我国产假只有56天,现在大多数省份都已经修改了计生条例,延长婚假、产假。有人算了下,河南产假最多可休190天。
今年9月29日,广东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大幅延长合法生育的奖励假期,从原来的30日延长至80日,由此女职工产假从128天增至178天,剖腹产等难产的情况可增加30天,达208天。
也要考虑到育龄妇女因为生育的而影响就业的顾虑。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增加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招聘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性员工。
此外,哺乳室、托儿机构等硬件设施的完善方面也要跟上。
周群峰:你认为,根据现在的家庭结构,一对夫妇生育几个孩子比较科学?
翟振武:生育几个孩子没有固定标准。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有的人还是希望只生一个孩子,也不能说明这种思想不合适。
我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有人口专家称,不生孩子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就不认同这种观点。尊重大家生育愿望和权利无可厚非,但是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前我们的生育政策没让大家自由选择,今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能够让大家满足自己的愿望。
周群峰:有些人口学家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生育权,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这样也能提高生育率。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翟振武:这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尊重群众生育愿望来说,有部分人认为不应该再限制生育数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和经济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改变,人口对资源环境的沉重压力没有改变,中国计划生育的国策还要坚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有望维持在1.8左右,所以目前没必要急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现在的生育政策限制了总和生育率。我认为即便再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态势、对实际出生的人口数量已经基本没有太大影响。总和生育率更多的是与社会、经济、教育等因素有关,与生育政策因素的关系不大。
当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于一些局部地区而言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而言,很多人生两个孩子的意愿都不高,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不能刺激他们多生孩子的愿望。
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陷阱
周群峰:有观点认为,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你是否看待这个观点?
翟振武:前些年,很多欧洲很多国家总和生育率一度低于1.5,被普遍认为跌入所谓的“低生育陷阱”。有的人口专家认为一旦跌入陷阱,生育率就再难以回升了。但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也提上来了。比如,俄罗斯从前些年1.3 —1.4 提高到了现在1.7 — 1.8左右,比目前中国都高。亚洲一些发达国家也类似,比如日本从前些年是1.2,现在也提高到了现在1.4。
我认为,低生育“陷阱”是不是存在,或者说总和生育率跌到1.5以下就真的难以提高都要打一个问号。至于说中国有没有跌入低生育“陷阱”,只要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不是低于1.5就能够明了。中国的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前还在1.5以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生育率会提升到1.8左右。所以中国过去没有跌入低生育“陷阱”,未来一段时间更不会跌入低生育“陷阱”。
周群峰:.您认为如果提高总和生育率,是否可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人口红利影响多大?
翟振武:新生儿多了后,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自然下降。所以,提高生育率对缓解老龄化的确有作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会降低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15岁到59岁)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60%后,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这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劳动力条件。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至少需要15年才能成为劳动力人口,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只会让人口红利消失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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